陈伯达与江青明争暗斗。

毛的两位秘书

陈伯达与江青暗中争斗

作者：霞飞

江青与陈伯达相识甚早，并曾并肩共事。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们亦曾携手合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明争暗斗愈发剧烈，上演了一出出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好戏”。

毛泽东两位秘书关系不佳

自1939年春，陈伯达便在延安担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一职。步入20世纪60年代，他依旧稳居毛泽东首位政治秘书之位，同时亦身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自1956年起亦跻身“五大秘书”之列，专责照料毛泽东的日常生活。鉴于二人职责各异，工作上自然鲜有冲突，日常相处亦显得和谐融洽。

然而，陈伯达与江青之间实则表面和睦，内心却各有心思。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陈伯达长期位居首位，深受毛泽东的信赖，这一地位自然引发了位于毛泽东五大秘书之末的江青的羡慕与嫉妒。

江青，怀揣着政治抱负，志在踏入政坛，其心早已勃勃欲取代陈伯达的地位。与此同时，陈伯达与江青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性格特征等诸多方面格格不入。陈伯达对江青的生活态度和颐指气使的举止嗤之以鼻，而江青亦对那操着闽南口音的陈伯达不屑一顾，视其为极其“迂腐”。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力日渐显著，几乎可以说是权倾一时。陈伯达心中明镜似的，深知江青当时非同寻常的地位与影响力。于是，他主动向江青靠拢，竭力巴结。然而，江青并未将陈伯达视为心腹，重大事务从不向他透露，致使陈伯达在与江青的交往中，常显得反应迟钝，慢人一步。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署名的长篇评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不仅以强势的语气施压，给作者贴上了诸多政治标签，更以极端“左”倾的姿态出现，触及了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众多重大议题，对国内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陈伯达在深入研读此文后，敏锐地察觉到其非凡之处，确信背后定有非凡的渊源。经一番探究，方才得知，此篇文章的幕后推手正是江青，而毛泽东亦给予了鼎力支持。身为毛泽东的首席政治助手，他惊讶地发现，如此重要的文章，毛泽东并未交由他来策划，亦未让他执笔撰写。更令他震惊的是，这篇文章从构思到问世，历时之久，他却一无所知，毛泽东对此更是未曾有任何透露。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他把怨恨全集中在江青身上。他意识到：既然江青能在幕后指挥搞出这篇大文章，说明江青在毛泽东那里的政治分量又加重了。

文件起草组

毛泽东毅然决定推翻原有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尾声阶段，党中央作出了重要决策，成立了名为“文化革命小组”的机构，该小组由五位成员组成，亦被称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中彭真担任了组长的职务。《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问世后，彭真对此文表现出了消极的抵制态度，这一行为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

毛泽东明确指出，以彭真为首的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无法履行其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对“走资派”进行反击的领导职责。更严重的是，该小组已转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沦为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的机构。鉴于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决定撤销由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并着手组建一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

毛泽东的目光聚焦于那些曾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的群体，其中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等一众人物。

那时，由于组长陈伯达事务缠身，起草文件的会议主要由江青负责主持。

每当完成初稿，她便立即让人誊写清样，由张春桥派遣专人直接送往杭州的毛泽东处。毛泽东审阅修改后，文件便会返还，江青随即召集起草小组重新进行讨论和修改。

经过数次反复商榷，毛泽东对江青负责起草的文件表达了认可。他深信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均是他可信赖之才，于是果断决策：以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为核心，重新组建中央文革小组。

正副组长各树党羽

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得以通过。在此次全会上，陈伯达不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更荣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他从原本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晋升两级，瞬间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五号领导人。随着陶铸的下台，陈伯达再次跃升至中共中央的第四号领导人。同时，江青也获准成为可列席中央重要会议的成员之一。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

1966年发布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解散由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附属机构，并重新组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该小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毛泽东进而任命陈伯达担任该小组的组长，并且更进一步，他指定陈伯达负责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并将“中央文革”的办公场所选定在钓鱼台。

尽管“中央文革”仅被称作小组，但它在当时的政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机构。在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是推进“文化大革命”，而“中央文革”则是领导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核心部门，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陈伯达，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常委，肩负起此小组组长的重任，这一举措无疑彰显了他政治地位与权力的巅峰。与此同时，毛泽东亦作出决策，让江青加入“中央文革”，并担任副组长一职。

当陈伯达选择“中央文革”成员“组阁”时，自然要面对争夺权力的对手———江青。这样，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之间，一开始就产生了矛盾。

实际上，陈伯达早已洞察江青势力之迅速膨胀，亦深知江青志在担任“中央文革”组长一职，以实际操控该组织。他本人并不愿与江青产生冲突。甚至曾向毛泽东提议，自己愿放弃组长之位，让江青接任，然而毛泽东并未采纳此议。

陈伯达

在组建“中央文革”的阵容时，陈伯达不无得意地将自己的得力助手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一纳入其中。随后，江青一旦晋升为“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便迅速提出建议，力主张春桥加入“中央文革”，并赋予其副组长的职位。

陈伯达未发表任何意见，江青随即前往毛泽东处，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张春桥得以加入“中央文革”并担任副组长一职。随后，江青野心勃勃，企图将姚文元也纳入其中。然而，陈伯达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姚文元的文章水平不及王力等人，而且他父亲存有历史问题，不宜让他加入‘中央文革’。”

陈伯达所推荐的王力不适宜加入“中央文革”，意欲对陈伯达施加“警示”。

毛泽东早先就对王力有所疑虑，并觉得他加入“中央文革”并不适宜。陈伯达同样对江青的态度持保留意见，他径直向毛泽东提出，坚决主张王力的留任，称赞王力为“秀才班子”的资深成员，具备卓越的理论素养和出众的文采，强调应倚重他撰写文稿，并提议让他掌管“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日常运作。

毛泽东采纳了陈伯达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议让陶铸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陈伯达认为，陶铸的地位高于自己，且相较于江青等人，陶铸在众多问题上更能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御江青的压力，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接着，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康生也加入“中央文革”担任顾问。当时，陈伯达天真地相信，康生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对于陈伯达的这一建议，毛泽东同样表示赞同。

由此，陈伯达所“组阁”的“中央文革”领导班子正式确立。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公布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成员名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主任：王力（兼）

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

陈伯达起初意图借助毛泽东的信赖，借助组建“中央文革”领导班子之机，独立成派，巩固自身在中央的重要地位，为日后谋求更高职位打下基础。然而，他未曾料到，与陈伯达争夺权力的江青，早已在上海秘密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并趁整理纪要之际，与掌握军权的重量级人物林彪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在组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将心腹爱将纳入该组织的核心层，加之身为国家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其威势愈发显赫。在“中央文革”内部，陈伯达与江青两人实力相当，彼此间形成了棋逢对手的僵持局面。

自“中央文革”组织成立以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上连续推出一系列社论及评论员文章，如《横扫牛鬼蛇神》、《揭露大阴谋的大字报》、《触及灵魂的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最新胜利》、《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假面》、《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的选择》等。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文章和社论，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动荡。在中央政治局中，陈伯达公然抨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前往北京大学发动运动，驱逐工作组；此外，他还四处演讲，成为当时的“革命派”标杆，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委以重任，让陈伯达共同执笔拟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陈伯达负责全国的宣传、思想和舆论工作，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他不仅需对中央下发的文件进行指导，确定要领并组织撰写，甚至连中央领导人的公开演说，包括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稿，亦需由他亲自审核定稿。

陈伯达与红卫兵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66年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作出决定，于中央工作会议上，委派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演讲。该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在中国国内存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种对立观点。在此期间，陈伯达同志一时风光无限。

野心勃勃的江青决不容许陈伯达风光太久。她势在必得地要掌控“中央文革”，以实现她成为实际上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抱负，进而全面掌握党的权力，为未来实现更广阔的政治野心奠定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陈伯达虽带几分书卷气，但在权谋之术上，却难以与江青相比。他那浓重的闽南口音，更是使得他在口头表达上显得不够得心应手。“中央文革”期间，江青与张春桥一唱一和，会议中决定何种问题，最终无不依照他们的意志而定。

陈伯达的怒火更甚，因为他亲手栽培的三位心腹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却纷纷见风使舵，转而投靠江青。陈伯达原本以为，陶铸和康生担任“中央文革”顾问，将能为自己发声，至少在江青和自己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然而，他未曾料到，陶铸很快便遭到打压。更出乎他意料的是，康生的深藏不露远超过江青。这位在政治上老练深沉的康生，自然会选择站在享有特殊地位的江青一方。

此外，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的事务繁重，管辖范围广泛，加之还需负责撰写重要文件和文章，对于“中央文革”的事务往往难以全面兼顾。

如此一来，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实则沦为孤家寡人，而副组长江青却反而坐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之位。

陈江之间矛盾加深

面对这一现状，陈伯达心中郁积着不满，却无奈无计可施。江青是他难以招架的对手，康生则是他难以抗衡的对手，组员们也难以调动，他唯有选择忍耐。因此，他选择向江青作出让步，索性不再插手“中央文革”的日常事务，将事务权完全交由江青掌管。

在讲话中，陈伯达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提及了几句江青、康生等人心不甘愿的言论。首先，他提出要兼顾革命与生产；其次，他指出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态，恰当地运用是必要且恰当的；最后，陈伯达强调要坚持毛主席所倡导的阶级路线，致力于团结广大民众。

张春桥、江青、康生

江青、康生等同志坚信，此刻正是发动“天宫大乱”之际，正是开展“革命”之时。陈伯达提出要推动革命与生产同步发展，显然是在故意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创立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构。陈伯达甚至称工作组仅为表面现象，这不就是调和矛盾的表现吗？当前形势下，我们需推翻一大批干部，而陈伯达却强调团结大多数人，这无疑是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站在同一立场。

他们紧咬陈伯达的这三句话不放，迫使他必须予以核实，然而陈伯达却拒绝配合。在双方陷入僵局之际，最终还是毛泽东伸出援手，解了陈伯达的围。毛泽东明确表示：“推动革命与促进生产，是我在讲话稿中加入陈伯达观点的初衷；陈伯达提到工作组仅为一种组织形式，并无不妥；而他所言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亦是符合我的宗旨。”

既然毛泽东这样说，江青等人也就只好罢手。陈伯达也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结下的“疙瘩”却由此更大了。

陈伯达败了一阵

陈伯达也真下了功夫，他以继夜日，字斟句酌，完稿后亲自动手把抄清的报告稿封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在口袋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即呈毛主席”五个字，然后派人送到毛泽东处。

江青他们也下了功夫，搞出了另一份九大政治报告稿。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由江青把报告稿直接送给毛泽东。不久，江青借口去看望毛泽东，送上报告稿。她在毛泽东那里谈了很久。谈话中，江青把他们怎样组织人收集材料、怎样起草、怎样反复研究等经过，汇报得很详细，还从当前形势等角度，提出目前这个报告稿不宜过于强调搞生产，还是要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江青后面这番话，正合毛泽东心意。

此时，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他尤其注意的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认为与这个重大任务相比，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此时他形成了这样的思路：通过抓革命来促进生产。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后来在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中体现了出来。九大政治报告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常识。’”这段话，正与毛泽东当时的一些认识相合。而陈伯达的观点显然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合拍。

陈伯达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去向毛泽东请示意见，而是自己在家里面干等。他觉得，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论水平是肯定的，过去，对自己起草的稿子都是十分看重的，这次也会重视自己起草的稿子。可是，这次陈伯达失算了。

没过几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给陈伯达送来一份密件，陈伯达打开一看，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报告稿连看都不愿意看了。陈伯达一见到被退回的牛皮纸口袋，感觉就像五雷轰顶一般，他大哭了一场。

在与江青的较量中，他又一次败北了。

陈伯达投靠林彪

陈伯达虽然在九大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但他很清楚，自己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他的地位是动摇的。

在九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集团占据了相当比例，而江青集团亦占据了一席之地。林彪与江青两大势力集团的格局已然显现，相较之下，陈伯达却未能融入任何一方。

随着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逐渐展开，毛泽东开始委托张春桥与姚文元共同承担重任。此前由陈伯达负责的部门，亦陆续落入江青麾下人员的掌控之中。江青以参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为由，巧妙地将陈伯达主管的宣传理论部门部分领导权揽入自己手中，此举让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感到了明显的威胁。在此关键时刻，他迫切需要在中央内部寻觅能够支持自己、为自己发声的盟友，其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林彪。

林彪、陈伯达

九大会议结束后，林彪麾下干将的身影在中央政治局中占据了显著比重，其人数甚至超过了江青集团。这一现象无疑引发了江青集团的不悦。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此背景下，林彪亦致力于在中央寻觅更多的支持力量，特别是那些擅长笔墨的人。他身边的干将皆为武将之才，他所缺乏的正是具备文采的助手。因此，林彪的目光也不期然地转向了陈伯达。

两个人一拍即合。

“天马行空，猛志常在”、“天马行空，知无涯”。赠予叶群的则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为林彪和叶群题字之余，陈伯达亦为林彪麾下的大将们挥毫泼墨。

如此一来，林彪与叶群不仅将陈伯达视为己方之人，就连林彪麾下的得力干将们亦对他生出了好感。不久之后，陈伯达便频繁出入毛家湾林彪的宅邸，成为那里的常客。林彪、陈伯达与叶群三人时常聚首，共商大事。有了陈伯达的助力，林彪如虎添翼，不再畏惧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理论施压。陈伯达在党内二号人物的支持下，地位稳固，得以在党内立足。

庐山争锋

自九大之后，毛泽东及党中央积极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旨在重建国家行政体系的正常秩序，进而巩固国家的稳定。依照惯例，四届人大的主要议程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修订《宪法》。然而，修订《宪法》一事触及国家体制的根本问题。当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议题实质上反映了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为了达到当国家主席的目的，林彪使出了两手：一手是主张设国家主席，一手是鼓吹天才论。当然，林彪不好把这两条安在自己的头上，而是安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不顾毛泽东的一再反对，一意孤行，在暗中与毛泽东较上了劲。

首先，大肆宣扬“天才论”；其次，坚决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职位；最后，主动对江青集团发起攻势，先行打倒其中地位并不稳固的张春桥。

1970年8月，陈伯达抵达庐山后，即刻前往林彪的居所进行私密会面。林彪指示陈伯达在理论层面多加耕耘，并确保与会者皆明了：天才论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陈伯达则向林彪献策，建议他在全会前的常委会上先行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若常委会多数成员表示赞同，毛泽东亦将难以反对。此外，两人还共同商讨了如何使各自的亲信在各个小组中相互配合呼应，以及如何对张春桥展开攻势的诸多策略。

“不设国家主席并不影响国家的名正言顺。多年来我们未曾设立，但国家依然稳定，我本人也多次表明，我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这并非出于谦虚。”

一旦毛泽东发表意见，政治局常委便不再多言。原本陈伯达意图响应林彪，然而毛泽东却抢先发言，陈伯达自是噤若寒蝉，不敢再妄加一言。

翌日清晨，陈伯达再次造访林彪的居所，寻求策略上的商讨。林彪表示：“目前看来，仅仅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尚不足以服众，我们需在理论上先行一步，占据舆论高地。必须让众人明白，毛主席乃天才之所在，一旦在理论层面阐明这一点，并将毛主席推崇为天才，他人自不敢妄加议论。”

他命陈伯达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天才理论的经典语录，以期通过这些语录统一与会者的思想认识。陈伯达进而提议林彪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长篇讲话，专门探讨天才论议题，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返至住所，陈伯达便着手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天才理论的语录。他指示秘书前往南昌图书馆借阅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将自己从北京携带的书籍一并列出，亲自翻阅，从中挑选相关语录。经过一番努力，他在恩格斯的著作中选取了几段文字，在列宁的书籍中也找到了几段内容。随后，他让秘书将这些语录誊写下来，打印成册，分发给每位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

毛泽东迅速审阅了陈伯达呈上的这份材料，心中洞悉了林、陈二人的图谋，却并未立即作出回应，而是选择了静观其变。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林彪发表长篇讲话，核心是讲天才论，吹捧毛泽东是天才。接着，他在讲话中暗中点了张春桥。他说：“有人不承认（天才）这个观点，胡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别有用心的。他（指张春桥）是想搞另一个中央，他那个中央和我们这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中央是拥护毛主席的，是承认毛主席是天才的。”

林彪发言完毕，毛泽东面容平静，未发一言。林彪心中暗想，即便毛泽东亦难以阻拦他人对他赞誉有加。会议结束后，他通过叶群之助，安排了几位心腹在小组讨论中率先发言，以支持其观点。然而，这些发言内容空洞，分量不足，令林彪倍感焦虑。

“如今，中央内部竟有人别有用心，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捍卫与发展，以讽刺的口吻进行曲解，企图借助毛主席的崇高与谦逊，贬低毛主席及其思想。他们正暗中结党营私，心怀叵测，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是绝不可能得逞的……他们是虚伪的。我们必须识破他们的虚伪，揭露他们的阴谋。”

陈伯达提出设立国家主席。

他指出：“任何国家都必须拥有国家元首，这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亦应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毛主席无疑是担任国家主席的最佳人选。毛主席曾担任过我国的兼职国家主席，为何现在不能继续担任？目前党内有些人反对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这是对毛主席的贬低，意图另有他图。这些人实为反动分子，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竟喜形于色，兴奋得如同欢舞。对于这些反动分子，绝不能姑息，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

陈伯达的发言在林彪亲信的力挺下迅速引发了共鸣。一时间，众多对此事一知半解的人也纷纷附和，形成了非设立国家主席不可、非将天才论写入宪法不可、非倒张春桥不可的强烈舆论氛围。

对此，陈伯达仍觉意犹未尽。于是，他亲自操笔，将林彪的讲话内容整理成详尽的文字稿，并对自拟的关于恩格斯与列宁赞誉天才的精选语录进行了再度梳理。随后，他将这两份文件合并，一并分发给在场的所有与会者。这两份文件，遂成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记重拳。

江青等人心急如焚，终于按捺不住，纷纷涌向毛泽东的住所，寻求申述。毛泽东对于林彪、陈伯达的所作所为早已有所察觉，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告状之举更是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认定，正是反击林、陈势在必行之时。随即，他果断决策，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

当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于毛泽东的居所紧急召开。毛泽东开场即明确提出了三项决定：一、即刻休会，停止对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的讨论；二、撤回华北组发布的二号简报；三、严禁抓捕他人，应遵循九大精神，实现团结。毛泽东在最后强调指出，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有悖于九大精神。言毕，他宣布会议结束。

毛泽东洞悉林彪意图篡位夺权，而陈伯达不过是为其冲锋陷阵的先锋。然而，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尚未能立即揭露林彪的真实面目。他意图分化林、陈二人，先行批判陈伯达，以确保政局的稳定。于是，他挥毫泼墨，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其锋芒直指陈伯达所编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毛泽东同志发布的《我的一点意见》迅速传达到与会全体成员手中，随即扭转了会议的基调。与会人员纷纷开始对陈伯达进行批判，而林彪及其部下亦缄默不语。

陈伯达感到冷水浇头，从上凉到下。但是，他把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起来反复看了多遍后，又冷静下来了。他看到，毛泽东的这封信里，还只是说陈伯达不懂马列主义，搞谣言和诡辩，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他觉得，毛泽东还没有把他打倒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到底怎么想，他也不清楚。加上江青一伙攻他攻得厉害，与会者也开始把他当作批判的靶子，林彪等人也不说话。他知道，此时能够救自己的，只有毛泽东，于是，便向毛泽东求见。

会面之际，陈伯达所听闻者，尽是关乎毛泽东同志工作作风的琐事，未涉及其理论或政治立场上的重大差异，因此心中释然。他随即向毛泽东同志诚恳检讨，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提倡了天才论，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还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违背了主席的指示。然而，他并未提及与林彪同志暗中勾结，共同对中央施加压力的行径。

毛泽东听取陈伯达的检讨后，显得并不满意。他指示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进行交流，以期实现团结。翌日，陈伯达前往江青的居所。江青见面后便对陈伯达冷嘲热讽，随后引领他至康生的住所，张春桥、姚文元早已等候在那里。陈伯达落座后，众人纷纷发言，对陈伯达进行轮番批评。他们给陈伯达定性为“反党分子”。

陈伯达

尽管陈伯达内心不情愿，然而为了顺利过关，他不得不强忍着不适，勉力聆听。同时，他表示愿意撰写一份检讨书。翌日，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会议上正式宣布，要求陈伯达撰写检讨。陈伯达心想，毛泽东让他撰写检讨书，实则是对他过关的肯定，于是心情随之缓解。康生代为起草了检讨稿，陈伯达审阅后略作修改，便同意将这份检讨书公开发布。自此，他觉得自己已将此事妥善处理，于是不再萦绕于心。

江青成为“批陈先锋”。

但是，陈伯达没有料到，林彪一伙会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更没有料到，江青会一心要把自己置于死地。

毛泽东所撰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一经发布，便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迅速引发了批判陈伯达的风潮。林彪及其身边的亲信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广泛的怀疑与指责。察觉形势不妙的林彪，立刻指示叶群向其亲信们发出警示，责令他们将所有责任归咎于陈伯达。在随后的发言中，众人纷纷以自身思想理论水平不足为借口，声称是中了陈伯达的圈套，从而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江青集团抓住此事，穷追猛打。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林彪，就揪住陈伯达不放，非要将陈伯达置于死地。

江青相继推出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另一份则是《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前者将陈伯达定性为反党分子，而后者在保留其“反党分子”身份的同时，更将其罪名升级为“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毛泽东审阅后，对此材料深信不疑。

自此，随着全国范围内“批陈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江青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先锋力量。她四处巡回作报告，对陈伯达的反党行径进行严厉批判。在江青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批陈的狂潮。

历史无情，陈伯达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明争暗斗，最终皆被历史无情地淘汰。陈伯达于1970年被实施软禁，而江青则于1976年10月被捕入狱。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江青与陈伯达同日受审。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和陈伯达作出有罪判决，让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